1962年8月，夏末的风里还裹着蝉鸣，我们六十多名女战士，脱下医院卫生员的白衣，结束了入伍后下放锻炼一年的考验，如期汇聚到北京军区空军护士学校。我们军装的肩头换上了空军卫生兵学员领花，它轻轻托起了我们青春的理想，开启了全新的征程。
我从小是父母眼中的好孩子，上学是老师心中的好学生，在军校这片热土上，我要做一名好学员，不负这身军装，争取早日成长为一名合格的白衣战士。
我们这期学员被编为护校“六二年级”，是军区空军首批实行正规三年制教学的学员队，包括：护理基础理论知识学习、临床见习和临床实习。
军校生活与部队连队几乎别无二致，除了学习专业课程，也要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素质培养，以及严格的军事训练。
在护校，我们也体会到军人的荣誉与骄傲。一次，罗马尼亚军事代表团来华访问，学校抽调部分学员执行接待任务。我们换上统一的制式军装，穿上平时难得一穿的制式皮鞋，腰束武装带，显露出一种英姿飒爽的威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一个中型厅堂里，我们同我国军方有关领导人、罗马尼亚军事代表团，一同观看了一场文艺演出;我们曾列队于北京长安街旁，欢迎来访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尼克公主;还有一次，我们身着军装列队走在马路上，路边几个天真烂漫的小朋友突然冲我们高声喊道：“女解放军叔叔好!”喊完，他们开心地笑着，我们也被这稚气而真诚的喊声会心一笑。笑里藏着一种骄傲：我们在诗意盎然的青春岁月里，堂堂正正地站在“解放军叔叔”的行列里了。
在军校，我们始终置身于“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军事化氛围中，对军队的严明纪律和各项规定，无不严格执行。
按照规定，外出时军用挎包必须右肩左斜，军衬衣下摆永远扎在裤腰内。有时我在大街上看到衣帽不整或边走边吃东西的军人，恨不得自己是个纠察队员，上前纠正制止。节假日外出需按比例轮流安排，请销假制度非常严格。有个周日下午，我从市里的表姐家返校，因为公共汽车延误，归队迟到了五分钟。我在分队里主动做了深刻检讨，认为自己违反了军队的纪律。
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穿的、用的，都是制式军品。有时候，学校还让我们将自己的全部物品带到操场，一件件摊开，接受点验。我们的全部家当少得可怜，不过是一床被褥、一个不大的帆布箱、一个挎包和一个水壶，几乎全是统一配发的。
宿舍里，挂在墙上的挎包、水壶排列成一条直线;地上的脸盆、鞋子各有定位，朝向永远不变;床上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棱角分明;床单平整如刀切。整个宿舍永远是“直线加方块”的印象，各分队之间还经常检查评比。
除了日常上课，还要出早操、进行队列训练，晚上点名、生活会，并不定时组织紧急集合演练、安排义务劳动等。其中，有两件事最让我紧张。
一是紧急集合。学校常常在夜深人静、大家睡得正香时，突然吹响紧急集合哨。最初，我在黑暗中穿衣服、打背包总是手忙脚乱，感觉两只手很笨拙，恨不得抱着被子直接冲出去。慌乱中，学员们闹出的笑话也不少——有人只在被子后面塞进一只解放鞋就跑了出去;有人在操场上刚跑两圈，背包就快要散架了;有人迟迟赶不到集合地点……。经过多次演练，我们的战备观念逐渐增强，睡觉时也多了几分警觉，还摸索出快速打背包的简易方法，大家互相交流。
二是“战斗的早晨”。从起床号响起，到出早操，要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叠被、整理床铺、穿好军装、洗漱、上厕所、赶到集合地点等一系列事情。早操一结束，紧接着就是开饭、上课，真是分秒必争。
入校初期，我只是一名普通学员，没有担任什么职务。后来，我中学时的一位同班同学找到领导，说我在上学时一直是班干部，力荐我担任个什么职务。后来，领导把我从四分队调到三分队，当了个副分队长。
我们一个区队下设四个分队，分队之间经常开展学习竞赛活动。我的责任感和集体荣誉感向来很强，看到分队学员考试成绩不理想时，自己就像热锅里的蚂蚁急得团团转。有一次考试前，一、二分队联合提出要与我
三、四分队开展竞赛，这可把我急坏了——我知道那两个分队平时学习成绩都比较好，真要比赛，我们必输无疑。情急之下，我便去找学校领导。后来由领导出面，改为四个分队单独竞赛。现在回想起来，我这个人做事总是过分的较真。
护理基础理论知识枯燥乏味，大量内容需要死记硬背。我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到尸体解剖室，反复熟悉神经走行和人体结构。还把教学用过的小型人体骨骼模型带回宿舍，晚上躺在床上默默背记骨骼名称和解剖部位，有时手里握着冰凉的骨头就睡着了。
为了掌握技术操作基本功，我们还在彼此身上互相练习，亲身体验。例如：皮下注射、肌肉注射、静脉注射、输液、针灸、艾灸、插胃管、灌肠等。由于技术不熟练，大家吃过不少皮肉之苦：艾灸时皮肤被烫出水泡，静脉穿刺后手臂上留下一处处的淤青，肌肉注射在臀部和胳膊上扎满针眼;插胃管时恶心反胃呕吐;灌肠后肚子里如翻江倒海，忍不住向厕所跑。有一位学员自己在前臂上练习艾灸时，烫起一个很大的水泡，她却强忍疼痛说：“想到英雄邱少云，就感觉不到疼痛了。”最终也没有向教员报告。
在示教室，里面摆放着模拟人、人体骨骼架，及其他的教学用具。我们经常于课上、课下到那里练习清洁口腔、给氧、吸痰、洗胃、测量血压和体温的方法。并按照标准要求，反复练习更换床单位、穿脱隔离衣等操作技术。虽然是模拟练习，但每个人都神情肃穆，如同进行一场实战演习。因为我们终将要走上“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个神圣的岗位，必须从一开始就养成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
除了学习，我们的课外活动也丰富多彩：外出参观、观看文艺演出、排练节目、义务劳动、出黑板报宣传好人好事等。有趣的是，我天生不会做针线活，拿起缝衣针手心就出汗。于是，每当遇到轮流写稿任务时，总有学员抢着帮我做针线活，让我代写稿件。渐渐地，我几乎承包了分队的写稿任务。
我还有个“一技之长”——会骑自行车和三轮车。有一次，我骑三轮车到附近的空军医院为护校食堂运送食品，路过一个交通岗时，一名警察突然喊住我。我被吓了一跳，以为违反了交通规则。那位警察走到我跟前，笑着对我说：“看你小小的年纪，怎么还会骑三轮车?我练习了很多次，至今学不会。”我松了一口气，也笑了。我在中学时就会骑自行车。入伍后，在空军医院食堂帮厨时又学会了骑三轮车。刚学会骑三轮车那会儿，有一次再骑自行车时，竟连人带车摔倒在地上。
我虽然算不上感情脆弱，却极易动情。观影或读书时，看到动人的情节，会不由自主地流泪;遇到感人的事迹，内心便波澜起伏，难以平静。
1962年8月，年仅22岁的雷锋——这位劳动人民的好儿子，不幸因公殉职。1963年3月5日，全国各大报纸刊登了毛泽东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光辉题词。有一天，我从广播中听到雷锋的事迹，内心激荡，热泪盈眶。当即写了一篇学习雷锋的文章，寄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我从小事做起，自觉学雷锋、做好事。一个雨天，我因牙疼前往空军医院就诊。在医院门口，看到一位怀抱小孩的中年妇女冒雨向门外走。我便主动上前询问，她说家住附近，刚给孩子看完病要回家，意外遇到下雨。我不顾她的推辞，撑着雨伞将她送至家门口后，自己才返回医院去看病。
1963年8月3日，石家庄市遭遇特大暴雨侵袭。据统计，五天内降水量高达737.2毫米，特大洪水顺势涌入市区。当时学校放暑假，我回石家庄与家人在一起。市区不少楼房被洪水围困，马路上积水深可划船。家人不让我出门，自己只好留在家里学习带回来的业务书。那段时间，街道经常组织开会，讲解洪水来临时的逃生技巧，每次开会都是母亲去参加。那时我虽不谙水性，对洪水难免有一丝恐慌，但心里仍抱着“宁做英雄，不做狗熊”的念头。甚至遐想：关键时刻，我该如何把生的机会让给他人、把危险留给自己，如何为军队争光、绝不给军队抹黑……看来，军队的革命传统教育已在心中生根发芽。
后来，在解放军和全国人民的鼎力支援下，石家庄终于赢得了抗洪救灾斗争的最终胜利。由于通往北京的铁路被洪水冲毁，不少在石家庄休假的同学迟迟无法返校。记不清熬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大家才终于登上了灾后通往北京的首列火车。火车一路晃晃悠悠，走走停停，行进速度极其缓慢。我们虽无奈超过了假期，但总算安全返回了学校。
进入理论学习后期，我们到空军北京医院进行临床见习。两年前，我曾在这里当了一年卫生员，那是我迈入卫生战线的起始点。如今重返熟悉的病房，我褪去了当初的懵懂青涩，将护校所学的护理理论知识逐步应用到临床。临床见习中，由科室资深护士带教，全程指导，带技术、带作风，培养我们的临床护理工作能力。
上班时，我们的头发塞进白色工作帽，帽檐几乎压到眼眉。无论进行任何技术操作，都要戴上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恪守职业规范，进行每一项技术操作，如配药、发药、打针、抽血、输液等，带教护士都放手不放眼。给病人测体温、扫床、更换床铺这些基础操作，带教护士也全程紧盯，必须符合规范要求。发药时，我们严格执行“发药到手，服药到口，咽下再走”的规定，以防病人漏服、错服或积存药物，引发意外。就连点鼻、点眼、点耳等，这些看似简单的操作，也不会轻易交给病人或家属去做。
虽然临床见习时间不长，但我们取得了技术和作风的双丰收。
这个承载了我们两年青春与成长的护士学校，它见证了我们从懵懂到成熟的每一步，每一份收获都来之不易，每一段回忆都滚烫入心，都已成为我们风华正茂的青春里最珍贵、最不可磨灭的印记。
如今，我们即将带着这份沉甸甸的收获走出校园，去医院临床实习一年(我们三分队学员分配到空军济南医院)，争取早日具备独立工作能力，做一名合格的白衣战士。
前方还有更长的路要走，我带着初心与热爱，坚定地出发了。
选自《女兵的天空》修改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