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毒等违法处罚记录封存将要实施的信息传播，带火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赵宏。
赵宏，我了解不多。现在知道她是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常年在西方，或者在研究西方法律，应是典型的西方法学主导者。
我无意于她是干什么的，干了些什么，但是当看到她的“人均违法”概念时，我真的愣住了，这个“人均违法”是什么鬼，能说明什么呢?
人均是一个常见的统计指标，可以衡量一定范围内平均每个人所拥有或生产的数量，常以总量除以相应的人口数量而得。它是一个相对公平、有可比性的衡量标准。通过人均指标，可以让决策者有效决策。如果人均滥用，扭曲人均原意，甚至弄出天大的笑谈，不仅不会给决策者提供正确的决策依据，还会如定位不准或失去准性的导航，最终很有可能会导航到阳沟里去。
老百姓最常听的、最易理解的就是人均收入，而这个人均收入也是老百姓最无奈的。拿居民在银行的存款来说，我收入少的可怜，维持正常生活都较艰难，在银行自然也是无一分钱的存款，但是人均之后，我的银行存款就是50万，一下子就把我的收入提高到了相当的水准。这也只能直观地说明居民银行存款数字可观，决策者可据此调整银行利率、引导人们消费、激活经济持续等。
可笑的是一些所谓的经济专家或是什么学者，把这个人均存款50万当成每个人至少在银行都有存款50万，还振振有词地说，中国人现在都很富有，要想办法把每个人存于银行的50万存款拿出来用以消费，中国的消费市场就火爆起来了。
难怪这些人能当上专家学者，是因为人家的脑回路就是和常人的不大一样。
如果说这样的专家学者在人们的笑声中还勉强能说得过去的话，那赵宏的“人均违法”概念就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她还言之凿凿地说“人均违法”了，“以后是不是到哪年我们没有人考公了”。这种惊世骇俗的思维、耸人听闻的逻辑，如果不是带着西方交流时被植入的一些目的，或者长期受西方思维影响的话，的确是想像不出一个堂堂的北大法学教授，没有超强的大脑是根本没办法完成的。
为了给“吸毒违法等记录封存”找到站得住脚的理由，她俨然把自己当成学贯中西的教授、钻透中西法律的权威，竟然面对央视的采访镜头，脸不红、心不跳、一本正经地荒唐到如此地步。
她的这意思非常明确。简单举例来说，如果她家有三个人，其中一个人违法先后被处罚9次，按她的“人均违法”逻辑，就是她们家三个人每人3次违法记录，也就是其他两个遵纪守法的人也各违法记录3次，因而他们也找工作难、不好就业。
这逻辑思维与银行人均存款用以衡量国人生活水准的专家教授何等一致，让人不免产生怀疑，是这样的学者专家的学识专业太过强大，还是我等草民百姓的见识认知太过低下，才出现这种专家学者与草民百姓之间南辕北辙、驴唇不对马嘴的情况。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硬要把淮南的桔移栽到淮北，即便成活了，它还是淮南的桔吗?
法治以外，中国更讲血缘亲情、人情世故，按照适合自己的一整套囊括社会方方面面的运行体系在维系着日常。西化严重的洋派给中国修法，只能是土洋难以有机结合。再说，如果西方法律真那么好，西方的社会治安就会很好，犯罪就会不多，可事实是“零元购”随时发生、吸毒犯罪大量存在、不到天黑，人们连个门都不敢出。
法律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是为最广大人民服务的，不能以“人均违法”为依据，让守法者谅解违法者、让守法者为违法者买单。
洋派专家学者，既然身在中国，就应先了解熟悉国情，再看看国外的东西有没有可学的地方，学了之后如何应用，不能“凡洋就是宝”，不问三七二十一，拿来就用，如此，不但起不到应有作用，还有可能带来严重恶果，那国家花巨资培养这样的人才，意义又何在呢?
国家是不是应针对这类人制定专门的审查考核制度，建立专门的审查考核机制，在选用这类人时，加大审查考核力度，评估其学术水平能否胜任某领域的某工作，查清其从事的学术课题研究经费来源，甄别其是否已带着任务专为国外服务，莫再让“人均违法”“没人考公”类的荒唐事持续上演。
